晚清时期流行“十官九贪”的说法，这只是一种广义的说法，多少有夸大之嫌。不过要是说抓一半放一半的话，那么至少还有很多漏网之鱼。

尽管说清代官员贪腐是普遍现象，且从制度上根本无法杜绝。但是久在官场混迹的老油子，自入仕那天开始就懂得一个道理，即该拿的银子一分不能少，而不该拿的银子则一分不能要。

那么，官场之上是有哪些银子是不能沾手的呢？御史就以地方官为例，来具体讲一讲这方面的内容。

藩库的银子没人敢动

各省每年征收的各种赋税大部分解至京师户部，一小部分留作地方公用，以备应急之用。这部分银两就存在布政使藩库。

《大清律例》载有明文，凡监守自盗者从重治罪，所谓的监守自盗就是染指藩库。大致的量刑标准就是官员贪腐1000两者处以死刑，贪腐一两也要按照革职处分。应该说，清代的法律对监守自盗者是绝不容情的。

更关键的是，朝廷对地方的奏销制度有一套十分严格的管理办法，几乎没有漏洞可钻。各省的经费开销每年分两季向户部报销，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审核。所以哪怕是一两银子，都无法逃过户部的眼睛。

但是也不排除有铤而走险者，有清一代还是有地方大员监守自盗的案例，比较著名的就是乾隆朝甘肃布政使王亶望，他联合通省大小官员，将藩库的数百万两银子据为己有。案发之后乾隆极度震惊，一道谕旨将所有涉案的官员一网打尽。

再如道光朝出现了国库亏空一千多万两银子的大案，最终银子也没能追回来。但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，本质上是财政制度落后造成的，与地方官贪腐藩库的银子不同。

在朝廷的高压措施之下，基本上地方官都不敢在藩库上动心思，且回报与风险也不成正比。况且贪污国库的银子一旦事发，也没有人愿意冒天下大不讳出面为其求情，官场上也普遍将这一条作为为官者的底线。

科举的银子不能拿

地方各省每年都要按照礼部的部署举行科举考试，府州县也会专门拨出经费用于科考。科举考试事关国家选才，历代皇帝对此十分重视，认为科举是朝廷笼络天下读书人最重要的方式。

县试、府试、院试一般由地方府州县衙门发发放，乡试则由布政使衙门发放。为了杜绝各级官员恶意克扣补助银，朝廷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措施，凡敢于侵吞学子补助银者一律处以重罪。

实际上，发给考生的银两也不多，一个府或一个县的考生数量也有限，总数额也不高。即便是从中克扣也没有多少油水。况且，读书人识字懂法，是官府最难伺候也是最头痛的一群人，一般不敢招惹。

清代历史上，地方官在科举经费上动心思的也不多，和监守自盗一样，都被官场奉为为官铁律之一，但凡有碰触底线者，就会受到同僚的鄙视。

就拿和珅来说，他是清代历史最大的贪官，可他主持会试多次，作为主考官从来没敢在科举经费上伸手。以他的权势向他行贿的人不知凡几，但没有发现和珅在科举上出过任何经济问题。

河道、漕运的银子不能拿

要说地方上那个单位最富裕，那么河道、漕运绝对会排在前三名。以河道而言，无灾之年朝廷每年都会固定拨出数百两银子进行修缮维护。

都说一条黄河千古泛滥，然并非每年都发大水，基本上都是三五年一次小灾，十余年一次大灾。承平时期，河道衙门的这笔经费怎么用？用在什么地方？朝廷无法监控，但是每一两银子的去向，必须得交代得清清楚楚。

换句话说就是河道的银子只能专款专用，还时常派出监察御史审核河道的款项，对贪腐官员采取严厉打击。正是由于朝廷查得严，所以河道官员都不敢染指治河银两。

不贪不拿不代表不吃不挥霍，要论地方官的排场和奢靡，没有那个衙门敢与河道比。根据正史和野史的记载，河道衙门的筵席是出了名的，每天都会摆流水席，菜肴也是精益求精，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。

可以说朝廷每年拨下的数百两银子，都被河道各级官员吃喝花销了。每到奏销的时候，这些支出会被摊在河工上，户部和工部想查也查不出来。

漕运事关皇室和在京八旗的俸米，动了漕运的银子如同直接拿了皇帝的银子，任谁也没有这个胆量。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漕运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不可收拾，原本一石大米的成本在一两多银子左右，而运到京师则要翻上好几倍。

漕运的蛋糕很大，背后涉及到的是势力庞大的官僚集团，甚至是宗室王公。他们直接参与漕务，或以亲属或以家丁参与漕运整个过程，可能王公大臣们没有从漕运上拿银子，可他们的亲属和家人则是妥妥的受益者。

地方官员贪腐主要的渠道还是通过陋规、耗羡两种途径，也不乏勒索下属者，这些都是老套路了，朝廷管不过来，也不太想管。只要不太出格或是顶风作案，贪官们可以心安理得拿到自己该有的那一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