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代是中国古代法制文明发展的又一高峰。这时不仅涌现出了诸如范仲淹、王安石等心忧天下的士大夫，还出现了像包拯、宋慈等著名的司法官员。尤其是包拯，其事迹被后世的戏剧、影视等艺术形式进行了多重加工与演绎，最终形成了“包青天”的形象，成为古代司法公正的重要象征。在众多关于包青天的传说中，有一个名叫“双钉记”的故事，其情节跌宕起伏，扣人心弦。而这个故事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事。只不过这一事件的主理官员并非包拯，而是同为北宋名臣的张咏。

张咏（946—1015），字复之，北宋著名官员。少年任性，不拘小节，太平兴国五年（980）考中进士。他在担任益州知州期间，不仅劝课农桑，发展经济，还推动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——交子的出现。由于政绩突出，宋真宗赞叹“有卿在蜀，朕无西顾之忧了”，足见其才能卓越。而“双钉案”正是在其治蜀期间发生的……

明察秋毫：路遇杀夫案

中国古代案例集《折狱龟鉴》卷五记载了这件“双钉案”的始末：

张咏尚书镇蜀日，因出过委巷，闻人哭，惧而不哀，亟使讯之。云：“夫暴卒。”乃付吏穷治。吏往熟视，畧不见其要害。而妻教吏搜顶发，当有验。及往视之，果有大钉陷其脑中。吏喜，辄矜妻能，悉以告咏。咏使呼出，厚加赏劳，问所知之由，令并鞠其事。盖尝害夫，亦用此谋，发棺验尸，其钉尚在，遂与哭夫俱刑于市。

从史料记载来看，双钉案的案情比较简略。大致是讲：张咏在治理蜀地期间，一日外出，路过偏僻的小巷之时，突然听到有妇人在哭。哭声虽然恐惧，却令人无法感到哀伤。这一下就引起了张咏的注意，于是他派遣吏员前去一探究竟。妇人说：“丈夫突然死了。”这让张咏感到更加可疑。因为按常理，丈夫去世，作为妻子不可能没有哀伤之情。于是，他将妇人带回官府，交给吏员审理，以查明真实情况。

现代如果出现命案，往往需要法医进行司法检验。宋代也是一样，对于可疑的案子，也需要派出仵作等专业人士对尸体进行详细地初检与复检，以明确死因，确定证据。南宋时期的法令集《庆元条法事类》中载有检尸格目[验状（验尸报告）的辅助文件]的完整形式，中国古代的法医学著作《洗冤集录》中还载有“检验正背人形图”，详细地区分了人体的致命处与非致命处。

然而，当吏员前往尸检时，却并未找到有什么致命的伤痕。他一筹莫展地回到家中。他的妻子见状询问事情经过，便胸有成竹地对吏员说：“你去看看死者的头顶的发髻，或许能发现什么。”吏员将信将疑，返回现场，照着妻子的话，查看了死者头部。不料大吃一惊，果然在死者头顶发现了一颗大钉子，深深地陷入死者的脑中。吏员赶紧将这一情况报给张咏。张咏提审了死者的妻子，面对官府的检验结果，妇人只好供述了杀害亲夫的犯罪事实。自此，真相大白。

寻根问底：离奇犯罪手法牵扯案中案

如此离奇的犯罪手法让吏员的妻子发现，使吏员不禁对妻子刮目相看，逢人便夸耀妻子的贤能，并在张咏询问破案经过时，详细地将妻子的提醒进行了汇报。按理说，案件发展到此，凶手已经供认不讳，就该判刑结案了，但是张咏感到十分好奇，一个妇道人家怎会知道如此怪异狠毒的犯罪手法呢？

张咏让吏员将他的妻子带到衙门里来。厚加劳赏之后，张咏问出了心中疑惑，可吏员的妻子却支支吾吾，顾左右而言他。这引起了张咏的警觉，作为司法官员，常年的职业训练使他能够注意到任何可疑的蛛丝马迹。

“这不是你的原配吧？”张咏突然向吏员询问道。

吏员果然回答：“是再嫁的”，并且补充道其妻子的前夫乃是病死，这才改嫁于他。

这一回答使张咏进一步确定了心中猜想。于是，他一面派人继续审讯吏员妻子，一面找到其前夫墓地，发棺验尸，竟然在其亡夫的头顶也发现了一颗大钉子！原来，吏员的妻子曾经以同样的犯罪手法杀害了丈夫，并谎称丈夫是病死，才改嫁吏员，所以才会熟知这种怪异的犯罪手法。这种方法能造成身体没有伤痕的假象，骗过了吏员的检验，但最终在明察秋毫的张咏面前露出了马脚。

宋代基本法典《宋刑统》规定：

“诸谋杀周亲尊长、外祖父母、夫、夫之祖父母、父母者，皆斩。”

在中国古代“夫为妻纲”的社会背景下，谋杀亲夫乃是重罪，因此，“双钉案”中的两位凶手均被处以极刑。

除了“双钉案”的故事，在《折狱龟鉴》中，还有庄遵和韩滉两名官员断案之事。它们与“双钉案”的情节如出一辙，均是闻听妇人哭声的怪异，进而发现以钉子钉入头部杀害亲夫的犯罪。正如春秋时期的子产所言：

“夫人之于所亲也，有病则忧，临死则惧，既死则哀。今其夫已死，不哀而惧，是以知其有奸也。”

而张咏能够发现犯罪，也正是因为察觉出了妇人哭声“惧而不哀”。尽管这一系列小故事可能是后人附会而成，但是古今虽殊，事理无异。子产的话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。

良吏善法：双钉案背后的宋代法制建设

双钉案得以勘破，其重要原因有两点：一是得益于司法官张咏超乎常人的洞察力；二是案件侦讯过程中，尸体检验的应用。这两点的出现恰恰得益于宋人对法制的不断完善。

赵宋政权建立在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之上。为避免五代时期司法黑暗、军事政权草菅人命的现象，宋朝的统治者认为“法制立，然后万事有经，而治道可必”，着力重建法制秩序。立法上，不仅沿袭唐律制定基本法典《宋刑统》，还广泛地开展编敕（指将一个个单行的敕令整理成册，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一种立法过程），使得国家各项事务“有法可依”。司法上，构建将审与判分离，由不同官员分别执掌的鞠谳分司制；以及保障犯人申诉权利，减少冤假错案的翻异别勘制等。

而正如荀子所提出的著名论断：“有治人，无治法。”两宋统治者在力行法制的同时，也十分注重司法官吏的选拔和任用。

熙宁四年（1071），神宗下诏创立新科明法科（针对科举士子的法律考试）；同时，除进士科外，明经科以下全部废除——意图通过这种办法，鼓励士子改学法律。在这次的科举改革中，新科明法取消了经、疏等儒家经义内容，专注考察《刑统》大义和断案，而且新科明法的地位大幅提升，“新科明法中者，吏部即注司法，叙名在及第进士之上”。这些政策使得士子对“学法”抱有极大热情。

除此之外，宋代还有专门针对现任及任满迁转官员的试刑法，其目的在于选拔高级法官。它与科举考试不同，是由刑部、大理寺等中央司法机构主持的，针对官员的法律考试。其应试标准也较明法科严格，此后虽放宽参试条件，但反而扩大了应试范围，提高了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。关于试刑法的考试内容，真宗咸平六年（1003）十二月规定：

自今有乞试法律者，依元敕问律义十道外，更试断徒已上公案十道，并于大理寺选断过旧条律稍繁、重轻难等者，拆去原断刑名、法状、罪由，令本人自新别断。若与原断并同，即得为通。如十道全通者，具状奏闻，乞于刑狱要重处任使。六通以上者亦奏加奖擢，五通以下更不以闻。

试刑法不仅考察法律的基本原理、立法原意等，还挑选大理寺所判决的疑难案件，只保留案情，将其作为案例分析题，让应试者重新拟判。只有应试者的拟判与大理寺原判相同，才能合格。根据成绩划分等级，十道案例分析全部合格者，将担任司法要职。六道合格及以上者，也会给予相应的奖赏。此后，仁宗、神宗等皇帝均对试刑法进一步完善，以适应官僚队伍建设的需要。

除了选拔良吏之外，双钉案背后还反映出宋代司法检验制度的发达。其实，自西周始，我们就有一套比较科学的“测谎技术”（五听决狱）。《周礼·秋官·小司寇》记载“以五声听狱讼，求民情”：

一曰辞听（观其出言不直则烦），二曰色听（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），三曰气听（观其气息不直则喘），四曰耳听（观其听聆不直则惑），五曰目听（观其眸子视不直则毦然）。

也就是在审讯时通过观察嫌疑人的神态、语气、言辞等来判断供词之真假。前述以哭声判断事有蹊跷实际上也属于五听。宋代仍然重视五听断狱，以口供作为定罪的决定性证据，但这种导向往往催生刑讯逼供。中国古代的立法者为了防止刑讯逼供的滥用，一方面限制刑讯的范围和频率，一方面始终在提高物证的重要性。《宋刑统》规定：

“若赃状露验，理不可疑，虽不承引，即据状断之。”即在物证确凿的情况下，可以据此定罪，不需口供。

宋代正是中国古代物证理论的发达时期。《折狱龟鉴》一书收录395个案例来介绍治狱之道、破案之法，并提出了审案需要“察情”与“据证”并重，要求将二者兼用，互相补充，互相印证。据证就是收集与案件有关的物证，并据以定罪。可以说，双钉案的破获是人和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具有较高法律素养的张咏于细微之处发现异样，推动这件不起眼的事件进入司法程序，通过细密完善的司法检验制度找到证据，最终伸张了法律的正义。

正是良吏与善法的双管齐下，推动中华法制文明在宋代走上又一个高峰。

参考文献：

1.（南宋）郑克：《折狱龟鉴》卷5，《察奸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271页。

2.（北宋）窦仪等编：《宋刑统》，岳纯之点校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234页。

3.（南宋）郑克：《折狱龟鉴》卷5，《察奸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271页。

4.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43，庆历三年九月丙戊。

5.《荀子·君道》。

6.《宋史·选举志》。

7.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》一五之三三。

8.《周礼·秋官·小司寇》。

9.（北宋）窦仪等编：《宋刑统》，岳纯之点校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397页。

作者| 吕晓鼎